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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发布时间:2019-11-25 10:10:14     文章来源:原创     点击量:164001

杂志创刊30|借调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》杂志工作的往事

 

  从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》到《中国农村金融》,走过了不平凡的整整30年。我曾借调在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》杂志社工作两年,先后担任编辑、记者、编辑部负责人,虽然离开杂志社20多年了,但一些往事经常浮现在眼前,让我难以忘怀。

  19792月,中国农业银行第四次恢复后,统管农村金融,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。农行系统重视农村金融的宣传和研究,在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,从总行层面陆续恢复或创办了《农村金融》《农村金融研究》《中国农金报》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》等报刊,简称“一报三刊”。不少的省级分行也创办了农村金融报刊。

  19811月农行总行决定《农村金融》杂志复刊,19881月该杂志更名为《中国农村金融》(著名书法家韩绍玉题写刊名),199812月农行总行决定《中国农村金融》停刊。

  1986年农行山西省分行金研所创办《信用合作》杂志,199012月《信用合作》编辑部发布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——停刊告读者”,随即停刊。

  19894月,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》正式创刊(书法大师启功题写刊名),由农行总行主办,隶属总行信用合作管理部;1996年年底农行与农信社“脱钩”后,1997年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》改由国务院农金体改办主办;1998年先后改由人行总行农村合作金融监管局、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司主办,1999年改由人行总行主办;2004年改由银监会主办,20101月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》更名为《中国农村金融》;20183月改由银保监会主办。

 

1996826日,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成立大会合影,前排左三为协调小组组长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(摄影:陈齐堃)

 

  19957月初,我在川东北一个新成立不到两年的农行巴中地区分行工作。地区分行接到省分行电话通知,拟借调我去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》工作,时任行长田凤先、副行长杨志强等领导十分高兴,当即表示同意。他们认为,这是地区分行成立以来第一个被借调到总行的干部,从支持总行工作、锻炼干部和新建地分行需要与总行联系工作上,都是一件很好的事,并帮助解决家中困难,鼓励我到北京安心工作。821日收到总行信用合作管理部的正式借调函,823日我从巴中乘汽车到达成都,次日时任省分行信用合作管理处处长胥德勋、副处长董学哲为我饯行,勉励我虚心学习,努力工作。当天下午我从成都乘飞机到达北京。825日前往位于海淀区永定路23号的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》杂志社,向在社里的副主编张建文报到,他表达了欢迎之意,给我安排了工作。

 

19964月,巜中国农村信用合作》杂志社部分人员合影。前排左四为主编隗和增、前排左一为作者

 

  那时杂志社的正式干部有陈齐堃(美编)、梅晓江(电脑)、张静茹(财务),后来调入刘翔玲(现任《中国农村金融》副总编辑)等。借调从事编辑的有赵永贵(辽宁)、杨杰(山西)、雷春柱(湖北)、秦红才(山西)、汪今朝(湖北)、王非(吉林)等,还有借调从事行政和发行的盛志华(河南)、李宝元(北京)、于宁(河北)。后来一些借调干部陆续离开,又来了王俊祥(辽宁)、褚玉国(山东,第二次借调来担任总编室主任)、朱沙(山东)、贾善耕(山东)、方爱国(湖北)、张永红(山西)等。这些借调干部是全国各地推荐来的,熟悉农村信用合作工作,编辑杂志更接地气。1997年第7期(总第100期)杂志,刊发了曾经在杂志社工作过的40多人名单(四川有唐盛鹏等人),向他们表示亲切问候,其中大多是借调干部。

  我们住在复兴路23号院,这是农行总行为借调干部统一租借的集体宿舍。早餐就到院外的小餐馆,午餐由杂志社统一在附近安排,晚餐到处“打游击”。后来,副主编高理让我们买了一套简易的煤气灶,报销了费用,放到楼层过道供大家做晚餐。杂志社每月发误餐费、校对费、发行费300元左右,让借调干部感到无比温暖。更难忘的是同在一栋楼办公的原信用合作系统退休老处长赵凤荣,念及借调干部的困窘,让我们入股她所负责的公司,享受“国民待遇”,给我们分红。主编隗和増是一位慈祥的长者,利用周末带我们到北京周边的县市去参观学习,领略风土人情,培养团队精神。

 

  借调工作的两年间,正值农行与农信社“脱钩”的前后。我参与或组织编辑了20多期杂志,那时的杂志没有“高大上”,大家想方设法“接地气”,不断增强杂志的可读性和时效性。为此,从1996年第1期开始,用了杂志的两个页码办起了《刊中报》(韩绍玉题写报名),刊发基层简讯。19963月,我建议并得到领导采纳,由我编辑创刊号《通讯员之友》(内部资料,免费发送,时任农行总行信用合作管理部主任张华题写刊名),推动了杂志通联工作的加强。

  为了配合即将进行的全国农村金融改革,我们对在一些省开展的与农行“脱钩”试点的县级信用联社进行了集中采访报道,反映了取得的成绩和需要解决的问题。1996826日,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(简称“国务院农金体改办”)成立大会召开,参会的农行总行信用合作管理部的正式干部和借调干部40多人,全部从农行总行划转到国务院农金体改办,标志着农行与农信社“脱钩”的改革正式拉开序幕。会后我即带领编辑、记者连夜整理国务院部际协调小组组长、人行总行行长戴相龙的讲话录音,次日快速送审后,一并将国务院、部际协调小组及其办公室的一系列文件汇编成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》“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专刊”,快速发送全国各地,有力推动了农村金融改革开展。

  国务院农金体改办随后召开了“首届中国合作金融理论研讨会”,我在组织报道会议情况的同时,主动加班加点撰写了《中国合作金融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》一文,被10多家中央级报刊相继刊发和转载,为“脱钩”后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,受到国务院农金体改办领导的肯定和表扬。此文还被选编到《中国百年信用合作史料(第六卷)》丛书(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,2018年)。

  19974月,我被抽调到国务院农金体改办综合处,在时任处长王祁(兼任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》杂志社社长,著名金融作家、中国金融作家协会首任主席)的领导下,参与筹办全国农村信用社宣传工作会议,起草的领导讲话材料、开展合作金融宣传月实施方案、座谈会议纪要等文件,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,领略了这位“大笔杆子”的风采,他修改过的“花脸稿”复印件,我至今保存着,每当我翻看时,便感到无声的激励。

 

 

  来自全国各地的借调干部团结共事,虚心学习,勤奋工作,为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》杂志的发展作出了无私的奉献。与此同时,通过这个平台的锻炼,不少的借调干部改变了人生的轨迹。衷心祝愿《中国农村金融》承接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》衣钵后,越办越好,在为农村金融改革发展“鼓与呼”中作出新的贡献。(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别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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